我们所有人这一生的最大约束性条件就是国际局势。俗话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看来，过去的8个月中，全球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进入了一个高度变动的时期。国际政治从相对稳定与和平的状态，转向了高度动荡和不确定性上升的阶段。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在2024年，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对抗的色彩加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例如，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显著紧张。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军事强国，在核武器领域，这两个国家拥有最多的核武器和核弹头。
在冷战时期，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长达近50年，两国处于全球对抗的状态。而到2024年，俄乌冲突仍未结束，北约坚定支持乌克兰，而美国在其中发挥了领导者、推动者和主要出资人的角色。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例如，没收重要俄罗斯政治人物的海外资产，驱逐他们的家属，冻结账户，并冻结俄罗斯一些重要企业在欧美银行的存款，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国际银行中的3000多亿美元，并将这些存款的利息用于援助乌克兰。
与此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美国大力推动欧洲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转向美国、加拿大和中东等地区的能源供应。
由此可见，美俄之间的政治关系已跌至70年来的最低点，几乎完全冻结。因为，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高级和外交官员也常举行会晤和沟通。然而，在过去的8个月中，美俄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或对话。在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主要场合，我们几乎看不到俄罗斯的参与，除了在联合国会议这种全球性舞台上。此外，普京这个曾经在国际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现在因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出国访问风险比较大。
两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停止对话和条约谈判，双方在军事上采取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对抗措施。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从未有这样的情况。
此外，讲到大国关系，作为中国人，我们也特别关心中美关系。虽然中美之间的最高、外交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官员仍经常进行访问和对话，但可以说，中美政治关系的氛围处于相当不友好的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大家关心的2024年美国大选为例，我们看到两党都在表达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而且互相指责对方是“中国的朋友”。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双方高度敌对时才会出现。相比之下，30年前甚至20年前，当中美在经济贸易合作密切时，美国国内这种大规模的政治人物互相批评、严厉指责的情况是罕见的。
更严重的是，在2024年最新一届的G7会议上，欧美工业大国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并采取了新的行动，即所谓的第三方制裁。他们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因此将一些中国企业甚至个人列入了制裁名单。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要知道，中国既不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也没有与俄罗斯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中国与俄罗斯只是友好的战略协作伙伴，中国也一再表示，其目的是促进停战和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欧美国家仍认为，借这场冲突向中国施压，是表达对中国强硬态度的一个机会。
此外，在军事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太平洋、印度洋，特别是在亚洲，持续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无论是在两岸问题上，还是在菲律宾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端上，美国都毫不保留地反对中国。同时，美国还努力推动并构建针对中国的亚太和印太地区军事同盟。这些都给两国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2024年全球政治的变动与动荡，还有一个领域值得注意，就是地区政治局势，因为各个重要地区的政治稳定是全球稳定的重要支柱。
然而，在过去的8个月中，许多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加剧。例如，苏丹的内战仍在持续，导致百万以上儿童失学，大量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和平解决的希望渺茫。
此外，在非洲中部和西部，马里等多个国家，纷纷发生了严重的国内政治动荡，军队发动。这些让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因为它们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的六七十年代，因为这些背后看到了外部大国的影子。
除了内部政治和军事，这些第三世界地区还面临严重的反恐形势。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势力退出了中东，但我们看到，在非洲中部和西部这些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的地区，各种极端主义和恐怖行动加剧了，比如，大规模绑架青少年、枪杀平民等事件频发。
这种不稳定不仅局限于非洲，不仅是军事。例如，在南亚的孟加拉国，最近的大规模社会导致长期执政的哈西娜总理逃往印度，国内政权出现更迭。
我们在讨论全球政治时，当然不能忽略欧美这些主要大国内部的情况。即便在过去被认为政治制度成熟、相对稳定的欧美国家，近年来的不稳定和冲突也逐渐成为常见的主题。
例如，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从德国到法国再到意大利，过去极少数的极右翼政党借助移民和国内安全等议题，出现了抬头趋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许多观察家对此表示担忧，因为历史上，像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这样的极右翼政党都是在社会危机中上台的。
即使在美国，2024年的选举年中，我们也看到“身份政治”逐渐抬头，也就是人们根据某人的身份而非政策来投票。这种与现代政治潮流不符的分化趋势，以及政治极端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
在欧洲，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右翼势力显著上升，甚至在过去由左翼长期执政的荷兰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然而，在英国，今年的大选却显示出相反的趋势，工党在保守党长期执政后获得大胜，显示出政治从长期的右倾转向左倾。
总的来说，无论是激烈的左转还是右转，我们看到在欧美这些过去被认为政治稳定、制度成熟的国家中，也出现了剧烈的冲突，且冲突愈演愈烈，令人担忧。
因此，从大国政治关系、地区政治局势，到欧美国家内部政治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24年前8个月国际政治趋势是，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政治变动和动荡日益加剧的时期。
那么这些发展特点和趋势背后，有怎样的原因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严肃的话题，可以说是几篇大论文的内容，要用简单几句话来解释清楚并不容易，我认为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和平衡。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20年，我们看到全球政治力量的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无论是全球性议题还是地区性问题，美国的影响力都在削弱。美国霸权的削弱与其他国家政治话语权的提升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
具体来说，比如，在政治上，俄罗斯、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以及双边关系，在许多地区问题和重要议题上发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声音，且这些声音往往是批评性的。这表明过去以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政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不仅在今年的几个月内，甚至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在各种国际政治问题上，甚至在一些国内问题上，对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持不同立场的国家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这反映出美国试图通过采取行动来延缓其全球霸权的衰落，并重新规划全球政治权力结构。
因此，大国关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兴国际政治强国与唯一霸权国家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密切相关。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可以归结为，经济转型时期，国际经贸利益不平衡和经济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各国、各阶层和各职业人群之间利益失衡的体现。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0年前或40年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仅次于美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甚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随着经济利益和贸易利益的调整，这种变化在国际政治话语权上会折射出来。
此外，各国内部由于新的产业技术的推动，比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带来了直接影响。比如，传统行业中的首富消失，而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人，甚至是过去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可能通过直播或网络销售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富。这种社会阶层和利益分配的快速变化，也在政治上得到了反映，不仅体现在国内，还在国际上有所表现。
另外，移民问题在最近几年的大选中，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都成为极为突出的优先议题。之所以这个话题如此热门，选民如此关心，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移民所引发的安全问题讨论，其次是，本地人对就业和本地居民利益的切实影响的担心。
在欧洲和美国，尤其是欧洲，移民问题特别敏感。这是因为这些移要来自在宗教、文化和族群上与传统欧洲人截然不同的地区。欧洲的传统居民对这些新移民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感缺乏信心，认为这些移民不会真正认同当地的宪法、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价值观，而只是来占便宜。认同问题虽然不常公开讨论，但实际上是移民问题中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一些传统的政治精英和政治人物仍然抱有强烈的冷战思维。换句话说，他们在思考国际政治时，不是向前看、展望未来，而是往后看，他们从一战、二战、冷战等历史事件中寻找认识现实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所谓的自我实现的坏预言效应。也就是说，当一方认为对方可能存在威胁时，会提前做出准备，而对方看到这种准备后，也会采取应对措施，导致双方的不信任逐渐加深，让最初的负面预期自我实现了。
最后，我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原因是，新一代人的取向和价值观。这一代人在数字化时代成长，他们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对金钱、社会、自我的观念与过去的时代有很大不同。年轻人已经逐渐进入社会的主流，在欧美国家，他们已成为主要的选民群体。由于他们对政治的认知和政策的敏感度与以往不同，他们的需求和偏好正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各国的政治行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