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再度问鼎白宫，美国即将迎来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变动，其影响深远且复杂。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特朗普的再度执政无疑使得全球经济的航向更加扑朔迷离。世界已经历过“特朗普1.0”时代的风云变幻，现在即将步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2.0”。
对世界经济来说，特朗普执政已是一个既存事实。各国既不能低估特朗普，但也不能陷入如此悲观的境地。要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有一个理性的判断。郑永年教授进一步强调，全球经济趋势三个“不能低估”的因素：即不能低估特朗普政权对世界贸易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和威胁，不能低估全球资本再全球化的能力，以及不能低估中国的开放政策重塑世界贸易体系的能力。
郑永年教授表示，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需要以大格局的战略思维，把已有开放政策系统化，以重塑一个包容性的国际贸易体系，进而真正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除了特朗普的那些忠诚拥趸之外，可以说是一片悲哀。对很多人来说，特朗普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唯一可以确定的反而是特朗普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惧感。“适者生存”是硬道理。美国自建国以来的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和制衡的制度正在朝着三权合一的方向发展，各派力量正在根据这一客观情况调整自己的定位，美国力量正在史无前例地重组。国际层面，无论是欧洲还是地方，左派（甚至中间）力量的担忧是显见的。即使特朗普对国际事务不是那么感兴趣，一个的美国政权也会影响和推动世界往右转。况且，欧洲或者地方，这些年来，力量也已经积累到了一个转折点的程度。特朗普新政权的诞生很有可能促成这个转折点的实现。经验地看，各国也已经承认了这一事实，也在开始向特朗普新政权做各种符合本国利益的调适。
正因如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把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视其为“继续”。特朗普在第一次选举总统过程中，把选举运动视为是“特朗普”，但“壮志未酬”。在四年的任期内，特朗普并没有能够实现其的目标。现在，特朗普再次回来了。尽管他不那么谈论了，但从其言行和计划来看，他势必“将进行到底”。此外，再次归来的特朗普较之第一任更具有的社会基础了。在第一任期（2017-2021），一些人认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使得其赢得了选举，他欺骗了美国民众。但是，特朗普再次赢了。美国民众虽然已经认识到了特朗普的“真面目”，却依然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这对特朗普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继续”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必须接受的事实。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尽管不可避免，但这场是否会如所期望那样的成功，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么，世界真的需要对特朗普或者“特朗普”那么悲观吗？其实不然。“适者生存”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特朗普本人。尽管“适者生存”有很多层含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不要尝试“鸡蛋碰石头”，就是说，做事情要顺势而为，而不能逆势而动。具有丰富商业经验的特朗普正符合这一特征。
对世界经济来说，特朗普执政已是一个既定事实。各国既不能低估特朗普，但也不能陷入如此悲观的境地。要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就离不开这里要讨论的三个“不能低估”。
在家人、竞选搭档万斯以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等人的陪同下，特朗普到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举行的竞选活动派对上发表讲话（路透社）
特朗普再次执政表明，“自由贸易”已经是过去式了，深度贸易战变得不可避免。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自由贸易”的灯塔，那个时候，不谈“自由贸易”被视为是上不正确。但现在完全倒过来了，讨论“自由贸易”变成了上不正确。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对华贸易战时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著书立说，出版了《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No Trade Is Free）一书。现在特朗普再次邀请莱特希泽回来当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书中内容主要针对中国。但是，针对中国主要原因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尤其突出，特朗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今，特朗普贸易战针对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盟友。
历史地看，“自由贸易”一直是强者的话语。美国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提倡自由贸易的。当英国引领世界工业化浪潮的时候，美国实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即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当英国人向欧洲国家推销自由贸易学说（主要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时候，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不相信这一套，他研究德国如何向美国的重商主义学习来保护民族工业，使得德国免遭英国“自由贸易”之害。今天，具有丰富重商主义认知和经验的美国再次走上了重商主义道路，是“重商主义2.0版”。
美国重新走上重商主义道路是由于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决定的。自里根以来，尽管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传统社会和的基础。所以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自身利益。第一，保护原有产业基础。自由贸易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美国大量的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高科技产业）随着金融资本流失到世界各国。产业是美国劳动者的基础，也是中产阶级的基础。产业的流失表明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就业、税收、中产规模等都深受负面影响，需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第二，保护新兴产业。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着各领域产业发展，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曾经在一些领域赶上美国，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因此都被美国打压下去。今天，在一些领域，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占据了领先地位。因此，美国要挥动“贸易大棒”来打压中国。尽管新能源产业发展与世界解决气候问题的主流相向而行，但美国不会理会这个。从产业发展来说，美国不会自愿把新能源这一领域拱手让给中国，欧洲也是如此。第三，美国要牢牢把握第四次工业的主导权。美国不会把这一领域的新技术流失到国家，尤其是被美国视为竞争者的中国。这也需要美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可以预见，在经贸领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将表现为两个相反的特征。在内部，美国进入“原始资本主义2.0版”。特朗普的目标是放松对资本的规制，大力发展第四次工业所需要的技术和基于技术之上的新产业。在外部，美国进入“重商主义2.0版”，体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两个趋势是确定的。如果这两个目标能够同时实现，那么特朗普大概可以实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大目标。而正如其第一任总统任期时所表现的那样，特朗普所用的手段和工具也是确定的，包括使用“退群”、弱化和破坏现存国际贸易体系和高关税等手段。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在说“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来自自身的侥幸心理，而非特朗普手段和工具的模糊性所导致。
那么，特朗普是否意味着世界贸易体系的“末日”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关键因素有两个，即资本和中国。就资本来说，人们绝对不要低估全球资本再全球化的能力。
人们需要理解资本与全球化的关系。简单地说，全球化是资本在全球流动的产物，资本连同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构成了全球化。全球化需要资本的流动表明计划经济已与全球化无缘，因为计划经济仅针对国内，禁止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同样，规制经济也影响资本的全球化，因为过多的规制限制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1980年代之后，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之所以能够触发新一波全球化就是因为减税和放松金融管制，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起来。
现在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能够如其所愿来支配美国资本？历史地看，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和较量过程中，最终胜利方在资本，而非。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朗普很难期望资本如其所愿那样来达到其目标。
实际上，特朗普对资本的期待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作为资本的代理人，尤其是高科技资本的代理人，如同里根政府，特朗普希望通过赋权资本的方法来实现其目标。赋权资本就要低税政策。特朗普甚至表示，要用高关税来取代所得税。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要规制资本，规定资本的去向，希望美国资本留在国内，创造就业和税收。但实际上，这两个目标很难实现。就高关税来说，美国政府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直接税，而非关税。高关税能否解决美国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并且，高关税影响美国企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美国企业没有准备好。特朗普很难推动美国实现再工业化，尤其是一般商品的生产。美国已经失去了这些能力，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再生这种能力。同样，美国高关税必然导致高通胀，老百姓也没有准备好。拜登时期的经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很多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强调，高关税不仅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更可能导致情况的恶化。
因此，尽管特朗普一上台依然会挥动“关税大棒”，但最终不得不做些妥协。对美国资本来说，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需要平衡国际和国内的需要，但不会完全听从特朗普，特朗普也没有能力完全限制资本。和资本最终会趋向于一个妥协。这种情况和拜登时期的方法没有实质性变化。特朗普更有可能容许外国资本进入美国设厂，创造就业和贡献税收。特朗普甚至表示过，要让中国的汽车商到美国设厂。这个想法并非没有道理。特朗普本人关注的是在美国的产业。此前，日本的汽车商也是通过去美国设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过，特朗普的这个想法能否实现则是另外一件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中国的开放政策重塑世界贸易体系的能力。中国的开放政策有几个重要部分组成。
第一，中国对开放的高度承诺。自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声明继续推进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在美国搞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时候，这种承诺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有能力推进全球化的。事实上，西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全球化。
第三，在自由贸易领域，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美国和中国都在践行多边主义，但美国践行的是排他性多边主义，主要是排挤中国等一些被美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敌人”的国家和地区。尽管这也是一种多边主义，但这种多边主义呈现为“团团伙伙”，和全球化背道而驰。相反，中国践行的则是包容性多边主义。中国是“在商言商”，不搞意识形态，不搞文明对立，多边贸易机制向所有国家开放。包容性多边主义尽管也呈现为区域性或者局部性，但和全球化相向而行。
第四，践行“走出去”政策。中国早已经是资本过剩经济体。如同西方资本，中国资本也要在全球流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实际上，如同先发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已经到了要构建跨国公司的阶段了。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美国的地缘战略也倒逼着中国资本出海。尽管中国资本在海外也会遭遇困难，但这个大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开始践行的单边开放政策。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市场的开放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品。迄今为止，中国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签证免签政策，有效撬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已经采取了包括允许外资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全外资企业、外资制造业准入、电信开放等举措。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把“单边开放”写入文件。在2024年中国—东盟峰会上，李强总理宣布，中国愿意和东盟讨论和协商单边开放政策；在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上，李强总理再次强调了单边开放政策。
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对中国来说，需要思考如何把上述政策系统化，如何系统重塑一个包容性国际贸易体系。这需要一个大格局的战略思维。这个战略至少包括几个要素。第一，要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资本的力量，尤其是民营资本的力量，因为民营资本较之国有资本更能够国际化。第二，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第三，借力国际资本。第四，坚定不移地践行包容性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不搞排他性贸易体系。即使美国排挤中国，中国也不要排挤美国。
对世界经济来说，特朗普执政已是一个既存事实。要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就离不开三个“不能低估”：不能低估特朗普政权对世界贸易体系的根本性冲击；不能低估全球资本“再全球化”的能力；不能低估中国的开放政策重塑世界贸易体系的能力。
